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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enjianguo87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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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论气节  

2011-12-31 07:24:05|  分类: 演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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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朱自清

       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,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,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。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,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,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,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。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,青年代却不理会它,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。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。直到近年,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,加以分析和批判:这是在他的《乡风与市风》那本杂文集里。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:一是忠臣,一是清高之士。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,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,结果往往会变了节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,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。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,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,只有在后来的时代,例如我们的时代。冯先生的分析,笔者大体同意;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,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,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 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。《左传》上有一鼓作气的话,是说战斗的。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,也就是斗志;这个指的是武士。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,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。他说至大至刚,说养勇,都是带有战斗性的。浩然之气集义所生就是有理公道。后来所谓义气,意思要狭隘些,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。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,虽然特别强调现实,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。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,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。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,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。

      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,《左传》里有圣达节,次守节,下失节的话。古代 注重礼乐,乐的精神是,礼的精神是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,也可以说是目的。他们要定等级,明分际,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,所以要,但是他们要统治,要上统下,所以也要。礼以为主,可也得跟配合着;乐以为主,可也得跟配合着。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,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;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。按说也是中道,不同的是重在合,重在分;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,这就带上消极性了。

       向来论气节的,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。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。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,中心似乎在太学。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,却已经在联合起来,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。宦官们害怕了,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。这就是所谓党锢钩党钩连的意思。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。那时逃亡的党人,家家愿意收容着,所谓望门投止,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,这种党人,大家尊为气节之士。气是敢作敢为,节是有所不为——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。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,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。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,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,都是集体运动,也都是气节的表现。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更重于消极的

       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,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,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这个标准。在朝的要做忠臣。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,有时因此牺牲性命;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。忠而至于死,那是忠而又烈 了。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,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,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;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,那就是隐逸之士了。这两种节,忠节与高节,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。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,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,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。原来气是动的,可以变化。我们常说志气,志是心之所向,可以在四方,可以在千里,志和气是配合着的。节却是静的,不变的;所以要守节,要不失节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,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,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,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,就是前的例子。

        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,忠言逆耳利于行,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,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,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。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,原先说的是女人,后来也用来说士人,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,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。或称为读书人,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,并非帮闲。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,在朝固然如此,在野也未尝不如此。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,可以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,但是他们得吃饭,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,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。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,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,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,陶的《述酒》等诗就是证据。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,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,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,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,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,彼此也是一致的。然而士终于变质了,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。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,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,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;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,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。这已是气重于节了。等到民国成立,理论上人民是主人,事实上是军阀争权。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,游离了统治的军阀;他们是在野,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,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。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,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。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 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。教员是自由职业者,不是官,也不是候补的官。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,不是只有做官一路。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,不再是或所谓读书人,而变成了知识分子,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。残余的读书人自然也还有,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。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,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,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,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。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,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,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。

      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,打倒种种传统,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。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,在中国尤其如此,力量到底有限,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,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,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,就抵挡不住。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,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。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,逗留在这夹缝中间,渐渐感觉着不自由,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。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,这也算是节罢;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,可是气不足,得等着瞧。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。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,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,特别是那种消极的,替代的是正义感,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,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行动还是。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。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,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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